先来做一个选择题。小明经常对男生充满性暗示地笑，且经常对男生做出亲密的肢体动作，试问下列哪一种可能性较高？1、小明是男性；2、小明是男同性恋
如果答案是2，这就是犯了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男同性恋意味着是“男性”且是“同性恋”，无论如何，小明符合“男性”的机会，一定比符合“男性”又符合“同性恋”的概率更大。
同理，文中棒球手的迷信其实也与击球概率密不可分——迷信仪式（比如下体护具里放硬币）的产生一定和偶然的幸运相关。当然，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还有一种让我们又爱又恨的物质与此有关：多巴胺。
Explaining the Unexplainable
Behavioral psychology: When Logic fails, stores and superstitions prevail
by Jim Davies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哲人伏尔泰称迷信为“疯女儿”，并将其与占星术作类比。这位引领时代的思想家倡导理性思考，力图用科学方法解释这个世界。
如今，我们用分析的方法接近这个世界的真实，并无疑以此为傲。面对疑难事件之时，我们挖掘其起因，并预测其结局。一旦可以确定某一步与后一步的因果关系，我们便能解释事件的起因，并预测未来在何种情况下这一事件会重现。这就让我们能了解、掌控事件的结果，做到心中有数。
而实际情况是，在合适的外部环境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得迷信起来——当然也包括你。
就拿棒球中的击球手来说，很多体育粉丝都觉得职业棒球运动中的击球是体育运动中最困难的一项任务，即便是最好的击球手也只能达到大概1/3的打击率。棒球迷应该知道，许多击球手都有自己的幸运动作。在击球手上垒之前，观众可能会看到他们摸摸帽子、画画十字或者踩踩本垒。
正如文化人类学家乔治·格梅尔希（George Gmelch）在一本棒球评论杂志中写的那样，棒球运动员的这些幸运动作不仅局限于比赛中，在比赛前后也同样存在。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一位棒球运动员总喜欢在比赛前的“最后一顿晚餐”中食用金枪鱼三明治，而另一位则喜欢在比赛前穿特制内裤。还有一位棒球手出名的地方在于，他总是在赢得比赛后，放些硬币到下体护具里去。如果整个赛季球队表现都不错的话，你便能在他奔跑时，听到他的下体叮当作响。
实际情况是，在合适的外部环境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得迷信起来——当然也包括你。
击球手似乎是个迷信的重灾区，但这并不是因为棒球运动员的大脑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事实证明，棒球中的击打实在是太难了，难到完全无法预测结果。有时候，击球手可以打出一个全垒打，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击空。而那些看似迷信的幸运动作，正是这种外部环境下的产物。
不过，为避免你觉得迷信是击球手的专属特性，我得提醒你，他们其实和棒球运动中其他位置的运动员没什么两样。击球手可能在奔跑时下体叮当作响，相较之下，外野手就是一个相当安静的群体，但他们真的一样，都是棒球手，只不过戴的帽子不同。这绝不是因为击球手天生就比外野手更迷信，而是击球这个环节滋生了他们这些看似迷信的小动作——是这个外部环境让他们变得迷信起来。
棒球中的迷信限定在整个运动中特定的颇具挑战性的环节。与之类似，迷信也与社会中一些特定的行为有关。
1948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将他对特罗布里恩群岛渔夫开展的一项研究汇集成书并且出版。书中写道，这些渔夫有时在珊瑚礁围起的泻湖内捕鱼，那儿的收获相当稳定，每次都能大量捕获某种特定的鱼。但他们也会在开阔的海面上捕鱼，那儿的鱼更大却也更难捕获。有时，这些渔夫会在开阔的海面上收获极丰，有时则惨不忍睹。事实证明，特罗布里恩群岛渔夫难以抵挡开阔海面上这些珍稀且数量颇丰的鱼类的诱惑，所以尽管有得不偿失的风险，他们还是愿意冒险出海一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迷信仪式，其中包括捕鱼期间刻意表现的一些动作以及吟诵的一些咒语。
外部环境使得这些小迷信涌现。也许我们会认为这完全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的行为，但实际上，这种面对困难时诉诸迷信的倾向并非人类独有。就在马林诺夫斯基出版那本书的同一年，美国心理学家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发现，他能够让鸽子产生迷信。他设计了一种如今称为“斯金纳箱”的实验设备，并以此“教会了”鸽子，想要食物时，就压一下箱内的一条杠杆。动物都能学会这件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就叫作 “强化”。
但当斯金纳给鸽子喂食的时间间隔随机时，有趣的事儿发生了：鸽子压杠杆时，有时能获得一顿美餐，有时却不能，并没有明显规律可循。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或者说，在这样的结果不可控的外部条件下——鸽子们在压下杠杆之前开始重复做一些随意的、五花八门的动作。有的会快速地点几下头，有的则会转两圈。鸽子变得迷信了。
在我们看来，鸽子们似乎觉得至少在某一种层面上，确有一种可靠的方法能确保它们求得食物。经验告诉鸽子们，要想求得食物，光是按压杠杆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总能奏效。所以，当食物真的来了的时候，鸽子们会回想一下自己之前做了哪些动作，并且它们想知道这些随意的动作——转圈、发出噪声之类的——是否和食物派送有关。出于这个目的，鸽子们便尝试了这些动作，而且有时候食物就真的来了。但也有些时候，即便它们做了这些迷信仪式，食物也没有如期降临。
有人会认为，这种时灵时不灵的小迷信，不正好能让鸽子幡然醒悟，觉悟到是否能得到食物与这些行为无关吗？类似地，在棒球运动中，击球手也不可能指望踩踩本垒和打出二垒安打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那些在做完特定祈祷仪式后出海的英勇特罗布里恩群岛渔民也不可能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好运之上。伏尔泰和其他理性时代的哲人希望我们在面对此类情况时，能够理性思考，充分理解这些所谓的起因和结果之间没有联系。
然而，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鸽子来说，事实恰恰相反。在面对结果和行为之间没有明显关联的情况时，大脑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总是在尝试用创造故事的方式将这两者——其一是某种看似牢靠的赌博式行动，其二是某种出现概率极低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鸽子们在压下杠杆之前开始重复做一些随意的、五花八门的动作。有的会快速地点几下头，有的则会转两圈。鸽子变得迷信了。
人类和鸽子其实没什么两样，都在疯狂地探寻世界的运行原理以及厘清其工作模式。驱动着这些迷信行为的生物学过程，我们只是略知一二。有一种名为“多巴胺”（dopamine）的神经递质——神经元之间赖以交流的某种化学物质——似乎与大脑模式识别之间有着很紧密的关系。非常宽泛地说，你脑子里的多巴胺越多，你能掌握并使用的模式也就越多。
多巴胺让知觉变得有意义。如果我们脑中的多巴胺太少，便不能识别出各种工作模式；反过来，如果多巴胺太多，我们便会自己捏造出一些本不存在的模式。我们也许会捕风捉影，觉得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凶手。我们的世界观里便会充斥着错觉——然后还会变得疑神疑鬼。所以，我们大脑内的多巴胺水平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脑内的多巴胺水平是与生俱来的：这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瑞士神经学家彼得·布鲁格（Peter Brugger）曾开展过一项非常出名的实验。该实验旨在研究人们的多巴胺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有些坦承自己相信超自然现象，有些则申明自己信仰宗教，还有些则表明自己是怀疑论者。实验中，布鲁格拿了一些脸部图像给被试看，其中部分图像很容易便能看出是脸，部分则扭曲到了很难发现明显的脸部特征。结果是，怀疑论者能识别出的面部轮廓寥寥无几，而非怀疑论者则识别出了很多。
之后，一半怀疑论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一剂左旋多巴（一种可以暂时性提升多巴胺水平的药）。在左旋多巴的作用下，这些怀疑论者的表现开始接近非怀疑论者——他们识别出的面部轮廓开始增加。由于通过改变大脑多巴胺水平可以控制模式敏感性，这项研究表明，更高的多巴胺水平可以让人们探测到更多的模式。这个实验的逆向过程也同样奏效：墨西哥神经学家维克多·德拉芬特（Victor de Lafuente）和拉努尔福·罗莫（Ranulfo Romo）发现，当猴子被扔在扑朔迷离的环境中时，它们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会上升。
事实证明，当我们身处没有明显模式的环境中时，大脑就会提升多巴胺水平，让我们变得更迷信。这种环境产生了认知上的困惑，于是我们也就随之摇摆。就算是理性哲学家中的顶梁柱伏尔泰，肯定也曾经如此摇摆过。
在某些文化中，迷信根深蒂固，甚至成了信仰的一部分。于是，迷信作为对不太可能发生的特定事件的应对，这一功能开始下降，转而更多地成了一种解释所有外部的、难以解释的事件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 ）研究了苏丹的赞德人。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件奇闻。如果以如今的研究准则来看，他与研究对象的过深牵连是完全不被允许的。
一名赞德男孩踢到了树桩，把一根脚趾弄断了。伤口溃烂后，男孩却把整件事归咎于巫术。埃文斯-普里查德为小男孩解释，树桩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他没注意到草丛里的这个树桩，不小心踢了上去，伤口碰到了污泥便会感染，和巫术没什么关系。对于有科学思维的人来说，这一番解释也许就够了。但实际上小男孩早已知晓这些事，只是他不觉得这便能解释一切。
赞德人相信巫术，并且这种信仰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捕鱼到家庭关系。“赞德文化中，没有一处角落或壁龛是毫无扭曲的，”埃文斯写道。对这个男孩来说，巫术——而不是自己的不小心——让他当时没能看见树桩，也只有巫术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伤口溃烂了，而其他的伤口没有。面对这些问题，埃文斯-普里查德没有更好的答案了。确实，即便是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科学也只能初步将这些事件含糊地归因于概率。而对那个赞德男孩来说，“概率”根本算不上什么解释，而伤口带来的疼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才是真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
从赞德人的故事中，我们还能得出另一条重要的结论：迷信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有一条确定无疑的原因就是，我们总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到事件的结果。我们的控制欲太严重了。近来有许多科研成果佐证了这个论断，它们表明，当我们亲身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夸大其重要性。
比如，以色列裔心理学家拉玛·法尔克（Ruma Falk）就开展了一项实验。实验中，被试要求阅读一些有关巧合的故事，有些故事的主角设定为被试自己，还有一些则是别人。结果发现，人们总是认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巧合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更为惊喜。如果别人想到一位老朋友时，这位老朋友正好打电话给他，我们会觉得，嗯，也没什么，这事儿不是很常见吗？但如果自己在想念一位老朋友时，他碰巧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觉得，哇，这里头肯定有什么深意，对吧？这种巧合会显得更为令人惊喜的原因在于，我们觉得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更小。当某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时，那种“此事大有深意”的感觉要更强。
这两个都是我们身处所知信息极少的环境中时，努力创造模式、编造故事的例子。即便把某件事成功或失败的概率详细地以鸽子、击球手以及特罗布里恩群岛渔夫的事例写出来，他们的主观经验也会劝说他们，确有办法能够增大事态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的概率。也许，方法就是来一段仪式化的舞蹈？除了深刻理解周遭环境的需要以外，主观性或许也对彻底弄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这么容易被低概率事件影响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
对此，伏尔泰会抗议：哪怕某事件的某种解释，对个人很有意义，我们在究明问题的过程中，也必须考虑科学定律。然而，两个半世纪过去了，哪怕我们的知识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仍旧有那么多的困境让我们产生迷信的冲动。实际上，通过追踪大脑内部的神经递质，科学已经告诉我们，那些从事对架构能力、编故事能力要求较高职业的人（比如哲学家和小说家）脑内的多巴胺水平更高，这就让他们更易产生迷信。这点对小说《老实人》（Candide，又译《赣第德》）的作者也同样有效。对了，那本小说的作者名叫：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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