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thDecay #researchreport #democracy
我们了解这一难度，但我们不会畏惧
知情权即公民权，即民主的动力。因为公民只有在充分了解政权都干了什么的时候，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撒谎是权力运作的基本模式，公民了解得越少、判断力越低下越容易被愚弄，权力被监督的程度就越低、异议就越少，政权就越能稳固。所以，是真相在决定我们能否享受民主，还是只能被威权。
如果您一直在阅读我们的文章会能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即 我们一直在强调真相的强大力量，不论是透明度革命还是开源调查（OSINT）- 推广挖掘真相的技术能力，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真相淡漠之现状深深惋惜。
但这种状况 - 即 大众甚至决策者无视事实的盲目和荒诞 - 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很多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并且后者所带来的灾难格外令人焦虑。这便不得不考虑其与全球共性之间的关系。
威权社会对真相失去兴趣的结果是丧失变革的机会，“帮助”独裁政府稳固了权力；而民主社会无视真相的结果是直接导致民主的衰落，威权崛起。
为什么会这样？兰德公司最近提交的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在美国发生的这种状况，被称之为“真相衰变”。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导致的真相衰变？这是新事物吗？它的后果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您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份报告的原版（长达326页）。本文将提取其主体框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做出一些思考。
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的国家政治和民间话语的整体特点可以说就是“真相衰变”，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一组四个相互关联的趋势：
对事实和事实的数据分析性解释日益增加的分歧;
意见与事实之间界限的模糊化;
意见和个人经验对事实的认识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
对曾经受尊重的事实信息来源的信任明显下降。
对于趋势 1，我们曾经在《媒体，你真的知道什么是事实吗》这篇文章中引用过一段 Jon Stewart 在《夜线》节目中的经典对话，可以说明这种现象的存在（进入上面链接可见）。
相比下这还是有数据情况下的分歧（糟糕的是数据存在严重差异），而在中国，完全可以没有调查数据仅凭个人视角的一面之词就可以下结论 —— 其分歧显然高度基于个人经验差异。最近期出现的一个例子就如“消费降级”论。最初来自纽约时报一篇简短的专栏文章，作者是中国人，文章中没有给出足够的调查数据便得出了“消费降级”的结论，然而这一结论却迅速成为了流行语，引发了舆论热潮，卖热点的内容营销者们纷纷补刀。中国的微信指数显示，在8月22日到8月27日这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消费降级的讨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微信指数环比增长一度超过1000%。
但事实是什么呢？就算拿不到统计数据简单观察也能看到，中国电商平台上的高级商品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与此同时“拼多多”等低价平台也十分火爆，整体上只能算是消费分层。但依旧没有真实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可为什么如此快速地引发了舆论热潮？难道没有人意识到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的缺失吗？很可能的确没有。这正是上述趋势 2 中所指出的。
趋势 2 是个极为典型的现象，即 “我才是对的” - 人们被个人意见所引导，将意见误认为是事实。我们曾经将其解释为社交媒体时代特有的自恋和偏执。详见“自恋型人格与社交网络媒介的关系“，以及”自恋型偏执如何激发了政治极化和语言暴力“。
在“消费降级”的例子中，这一“意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中国大众，尤其是被高房价拖累、背负着沉重贷款的中产阶级，消费降级这一结论如果成真，将在感性层面上给这一阶层群体带来安慰，于是显然，他们倾向于认可这一结论，而不需要论据；另一方面来自纽约时报，这一结论显然具有吸睛度，并且符合媒体对长期经济数据造假的中国社会的推测。这篇文章就是这样被发布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忽然成了流行语，显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上述趋势 3 中的表述。
如果你想要，这类例子遍地都是。
对于趋势 4 来说，中国社会并不十分明显，也没有足够的调查能支持这点。但其中一种变化似乎存在，那就是对所谓的自媒体的信任正在下降，这是由于审查的广泛和不断的深入的结果，加之隐性外宣的无处不在和难以分辨、更有隧道化的 Twitter 中文网络上假消息的盛行，一些人甚至患上了中文恐惧症，毫不夸张，他们开始厌倦一切中文内容，不论其是否有道理。
当 Wikileaks 揭露民主党真相时，获得了共和党的高调称赞；当 Wikileaks 继续揭露共和党的真相时，遭到了两党联手的抨击。当棱镜计划被曝光时，俄罗斯立刻引其为意识形态武器，而三年之后，俄罗斯的大规模监视系统被曝光时……如你所知。这些看上去像是普通党争和地缘政治游戏的现象，有可能并没那么简单，它暗示了更为广泛的问题。
显然，这些趋势有很多原因，并且对于不同社会特征来说其侧重也会有所不同。但兰德的报告主要关注四个方面：
人类认知加工的特征，如认知偏差等;
全球信息系统的变化，包括社交媒体的流行和 24 小时新闻周期;
对教育系统的竞争要求减少了社会在媒体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上花费的时间;
极化问题，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人口。
这四个方面可以说是抓得非常准确，并且对于中国来说同样适用。这些问题我们在曾经的文章中基本都分析过，比如“互联网人为何如此容易被骗”、“隧道生态和心理操控”，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24小时新闻周期” —— 今日的新消息迅速覆盖昨日，不论昨日有多么的轰动，一切犹如过眼云烟。这是与碎片化的、冲动短视的互联网媒介效应直接相关的，即 人们已经来不及关注问题的解决，仅仅只能关注问题的存在，显然，对于政权来说这是绝佳的环境，只要短暂的敷衍、压制舆论，人们就会迅速遗忘，一切都无需改变。然后，同样的问题继续出现，继续这一流程，直到所有人习以为常懒得再次辩论。
此外人类认知缺陷是固有的，它可以通过教育的深入和普及加以修正弥补，而媒体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教育更有可能是媒介效应改变的结论，也包括复杂的极化问题。
真相衰变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包括对民间话语的侵蚀、政治瘫痪、个人与政治和民间机构的异化和脱离，以及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
真相衰变并不是首次出现
虽然美国历史早期就有证据表明存过在类似现象，但如今美国人消费信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 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和有线新闻 - 加剧了当前真相衰变的表现。研究发现，当下使真相衰变更加激烈的其他影响包括经济和政治的两极分化，及社会分裂等。
这些因素导致了真相衰变的破坏性后果，例如政治瘫痪和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产生实际的成本。根据兰德报告的估计，2013 年政府关闭持续了16天，总计导致美国经济损失高达 200 亿美元。
在探索美国历史上类似于真相衰变的过去时期的部分，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三个具有相似标志的时期：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快速工业化和经济不平等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信任），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社会动荡，越战）。研究人员发现，政策变化背后的政府透明度提高、以及负责任的调查性新闻业的复苏，可以标志着其中一些时代的结束。
“尽管我们看到一些证据表明之前的时代也经历了对机构信任的下降，但这种趋势现在似乎比过去更加明显了”，该报告的合著者、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ichael D. Rich 说。“今天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政府、媒体和金融机构等社会支柱均缺乏可信度，而且社会对这些机构的绝对信任程度远远低于以往。”
在所有这三个时期中，新的形式和沟通方式加上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促成了至少两个真相衰变的关键趋势的出现：事实和意见之间界限模糊，意见被置于事实之上。兰德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作为事实信息来源的机构信任度呈现下降。这些信号显然是相关的。
但目前这个真相衰变的时代至少在一个关键方面是孤立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三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证据表明客观事实存在根本性分歧。而目前的时期，是拥有所有四种趋势的独立时期。新技术、社交媒体、24小时新闻周期、和政治两极分化，这些当下的现实特征都强调了四种趋势的影响。
好消息是，兰德研究人员发现，当政府等机构部门提高了透明度、美国人在政治和民事话语中更加重视客观事实时，之前的每一个真相衰变期都结束了。理论上可以推测，当下这个糟糕的时期也能结束，要看上述条件能否被满足了。如果政党仍在大力抓捕举报人、起诉说出真相的独立媒体，那么这一状况只会更加快速地深化，民主将有被瓦解的危险。
真相衰变的结果是恶性循环
真相衰变已经对美国的公民和政治机构及社会和民主基础造成了重大损害。研究人员发现了四种最具破坏性的影响：
民间话语的侵蚀；
联邦和州一级的政治瘫痪；
个人脱离政治和公民生活；
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
真相衰变也会导致公民之间的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满腹狐疑的人们缩小了他们的信息来源，更愿意与那些同意自己的人聚集在一起，避免对核心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并且感到与地方和国家政策辩论越来越疏远。而辩论是民主运转的推动力。当辩论缺乏共同的事实基础时，政治就会陷入功能失调。在治理方面，这可能导致推迟决策、推迟经济投资、外交信誉被降低。
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不信任众所周知，这一状况不仅导致无法联合反抗、人们缩进自己的小圈子、孤独和虚无主义情绪飙升，阴谋论、猜忌、歧视和排异、嘴炮化 - 不再思考如何提升技能以解决问题，令民主变革更加遥遥无期。并且，这样的社会还非常容易被欺骗和操纵，近年来不论是投资骗局、电话诈骗还是网络钓鱼，一直呈现明显的飙升趋势，你肯定知道为什么各路骗子如此活跃，因为受骗者“市场”正在变得丰富。
关于小圈子化的原子社会形态为什么更容易被操纵，可见这篇文章《Twitter 地图》。
中国社会的互不信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整体上看起来，“真相衰变”更像是其阶段性结果。我们曾经有多篇文章分析这一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互不信任》、《他们为什么如此猖狂？》等等。但是，作为结果的真相衰变将更具破坏性，因为它足够证明了恶性循环是真实存在的。
化解真相衰变的复杂系统将需要多方面和跨学科的努力
研究组织、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和合作将有必要阐明真相衰变问题，并更清楚地了解问题并设计可能的解决方案。
有四个高优先级的研究领域值得注意：
更仔细地检查真相衰变过去在国内外的表现，提出可以帮助对抗真相衰变的课程；
进一步探索真相衰变趋势，包括媒体内容如何随时间变化、信息流的速度和性质发展的方式，教育系统及其课程的发展，两极分化和政治僵局的方式等领域（有或没有）恶化，民事话语和政治参与的侵蚀，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的恶化。
调查应有将真相衰变与信息传播、处理和消费联系起来的过程和机制; 机构、当局和中介机构; 两极分化，参与和话语; 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以及挑战。还应探索作为媒介效应，即互联系统特征的真相衰变。
最后，开发和评估对真相衰变引起的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和缓解措施。优先领域应该包括教育干预; 改善信息市场; 机构发展和重建; 弥合社会分歧; 利用新技术; 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 以及组织自我评估。
对于从基础层面就不具备足够的批判性思考教育经历的中国社会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将意味着有可能需要超长的时间和更为艰辛的过程。公民社会和调查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对此有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 #OSINT 技术的推广。我们了解这一难度，但我们不会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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