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者也许一提到 Facebook 只是想到扎克伯格一个人，不，扎克伯格可不是一般的“创业者”或者什么“青年才俊”，Facebook 与政权之间有着深层且紧密的结构。本文尝试通过开源数据来挖掘这些政治旋转门。再次提醒，谷歌也一样。并且，这些巨头之间很可能并非竞争关系
先前的研究中调查了 Facebook 的不同领域：算法和人工、社交网络背后的数字基础设施
以及对个人信息的利用。
本文将尝试绘制 Facebook 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公司的权力关系。您将能看到，为什么 Facebook 是无法被扳倒的、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隐私出卖之后国会的问询依旧隔靴搔痒，为什么除非打破数字极权整体架构否则无法实现变革，以及，请重读我们早前的建议《如何才能挑战 Facebook 并取得胜利？—— Distributed Social Network》。
本文是对当代政治机构与全球商业之间密切关系的揭露和批评，即对政治旋转门问题提出的警告。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探讨如何处理监视资本主义这个利维坦。（关于旋转门，请查看：1、《谷歌与奥巴马账户之间的深层关系》2、《对谷歌政治旋转门的调查》）
为了掌握 Facebook 的就业结构，我们使用了 1000 人的公开 LinkedIn 个人资料，表明 Facebook 是他们的雇主，以及整个 Facebook 管理层的传记。通过将他们的社会背景、教育、地位、和现在的职位，映射到公司的层次结构中，我们深入了解了“Facebook 政府”整体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见解可用于解释公司和网络相关参与者的一些行为以及商业模式的演变，并有助于尝试预测未来的发展。
Facebook 被理解为“超级集体”，涉及一系列复杂的不透明决策。这种分析应该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它是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可以存在的唯一方式。
本调查采用植根于网络理论的方法、和新闻学研究中的网络分析，重点关注不同社会行为者的关系。此外，在 Mark Lombardi 的概念艺术绘画中发现了数据可视化的灵感，在 Josh On 和 Littlesis 等媒体艺术作品中发现了他们的规则 ……所有提到的作品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将话语与设施/设备分析和艺术活动的工具结合起来，用于（重新）概念化和可视化这些结果。
—— 知识劳工贵族 ——
本文想要更多地了解 Facebook 公司封闭社会内外的特点，他们的阶层嵌入性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 我们想了解这些阶层的具体结构，更多地了解这些阶层所包含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世界各地游走或迁移的。
我们也有兴趣了解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统治的该公司的所有人的角色，构建 Facebook 金字塔。我们考虑到了阶级决定论的概念，以及这些阶级自我复制并创造其成员以令其构成最佳运作环境的想法。Bourdieu 关于社会空间、习惯、文化、教育/信息和社会资本的观念（Bourdieu 1982，1997年）在本研究之前和期间的反思中都存在。
我们几乎可以将任何一类 Facebook 员工视为高薪知识劳工贵族的完美典范。这种模式与 IT 行业背后隐藏的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完全相反，“如采矿的奴隶型劳动力、军事控制和高度开发的硬件装配工人、不稳定的数字服务工作者、受到帝国剥削的知识工作者、从事电子废物工业回收和管理的工人、或其他劳动力“（Fuchs 2016：61）。
在 Facebook 这个知识劳工金字塔的顶端，我们看到了一个“硅苏丹”的小圈子，它控制并影响该领域最大公司的个人网络，这些人坐在董事会席位上拥有他们的部分股份。
美国的最初积累显示出与硅谷寡头集团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19 世纪下半叶的特点是为美国单一市场创建了基础设施（铁路），并通过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将创新产品带到了家门口。19 世纪的美国“强盗贵族们”通过挤压竞争来积累巨额财富，就像今天的“硅苏丹”一样。
一个说明性的比较将告诉我们：“洛克菲勒曾控制过世界 80％ 的石油供应; 今天谷歌拥有欧洲 90％ 的搜索市场和 67％ 的美国搜索市场，而 Facebook 拥有 42％ 的社交媒体市场份额“（Economist 2014）。这两组基础设施先驱之间的相似性导致了一个警告性结论：在全球范围内带头将工业时代转变为信息社会的人物“被指为贪婪的商界人士，他们眷顾政治家、雇用血汗工厂的劳动、挤压其他股东，尤其是垄断市场”（Economist 2014）。曾经被视为“创造性破坏者”的硅谷企业现在不顾一切地“解决人类问题”，从衰老到太空旅行，将他们的权利置于整个世界变得愈加依赖的数据行业的顶端。
—— 金字塔顶端：董事会和管理层 ——
为了可视化 Facebook（FB）管理层，即 其董事会和顾问以及两个执行层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了官方董事会和 Crunchbase 网站提供的公开信息。（这还是没有考虑“第三国”Facebook 相关公司中的无形劳动力的情况下。因为那将花费太多时间，并且将超出该主题的边界）
下面整个关系图应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董事会内部联系的理解，以及 Facebook 与行业之间的关系，Facebook 与政府的关系，以及 Facebook 与民间组织（如智库）的关系。（点开大图）
图中心是 Mark Zuckerberg，由董事会成员包围。如左上角所示，矩形标志着董事会成员，黑色矩形标志着第一级高管，白色矩形标志着第二级高管。
围绕这些紧密连接的行为者获得学位的教育机构、他们在 Facebook 中的位置、和/或与相应组织中的先前职位的联系。
组织可以是如上所述的不同类型：公司；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大学和/或研究所；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和智囊团等非政府机构。
每个行为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几个组织联系在一起。
以下是您可以阅读此地图的几个示例：
Marc Andreessen：权力的纽带 —— 在右下角，你能找到 Marc Andreessen，他是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最亲密的董事会成员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曾经在伊利诺伊大学接受教育，这是他的传记的一部分，并没有将他与他的任何其他 FB 同事联系起来。然而，他也是硅谷“Andreessen Horowitz”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的合伙人。（参考：1、http://a16z.com/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eessen_Horowitz ）
通过这家公司，Andreessen 与一些非常重要的公司有联系，如 Foursquare，Groupon，Skype，Twitter，eBay，AOL 和 GitHub❗️。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者案例，他在市场上具有相当综合的功能，因为他的业务关系连接了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拥有股票的百分比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掌握技术。然而，Andreessen 通常是投资者或上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当然使他有可能通过技术和内幕知识从内部获得任何类型的信息）
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 Andreessen 对通信和金融服务感兴趣：通过他的风险投资公司，他曾经是 Skype 的投资者，而且他仍然是 eBay 的董事会成员，两家公司的前任副总裁是 Dan Neary，他目前是 Facebook 的二级管理人员，曾在 Sheryl Sandberg 的亚太市场工作。
Peter Thiel：代理和分析 —— Peter Thiel 在左下角，此人是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 FB 管理层成员，还是 LinkedIn 的早期投资者。他更是世界知名品牌 PayPal，Clarium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Founders Fund（风险投资公司），Valar Ventures，Mithril Capital 的联合创始人，并曾担任 Y Combinator 的合伙人。无疑是风险资本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将他的影响力扩大到数百家甚至数千家创业公司。
Thiel 成立的公司之一正在引起特别的关注：Palantir Technologies，这是一家分析软件公司。泄露给 TechCrunch 的文件显示，截至 2013 年，Palantir 的客户包括至少 12 个美国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疾控中心，海军陆战队，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西点军校等❗️
该公司最初由中央情报局的非营利性风险投资部门 In-Q-Tel 资助，并被不同的政府机构使用。
尽管此人在硅谷的一些亲密同事并不热衷于此，但他自己还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也是特朗普与科技界的桥梁。除了 Erskine Bowles（将在下面进一步提及）之外，这是Facebook 管理委员会与政治和政党的第二个重要联系。
Sheryl Sandberg：政府、金融部门和公司 —— Sheryl Sandberg 在 Facebook 的职位是首席运营官和董事。她控制与小企业、广告和全球运营、全球营销、游戏销售等相关的业务。
在“Facebook之前的生活”这本书中，她写道在哈佛商学院的学习使她成为教授的助手，随后成为美国财政部参谋长。除了参加从企业和政府中收集有影响力的女性的一系列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之外，她还是全球发展中心或布鲁金斯学院等智囊团的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其他任务）处理美国的防务政策，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她还是星巴克咖啡的董事会成员。
这显示了一种相当有趣的方式，所有提到的参与者绝不是将他们的商业利益限制在数字或在线领域，相反，他们也对其他收入来源感兴趣。Sheryl Sandberg 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国家机构和私人资本之间在个人层面上的紧密联系。她代表的是一位在商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务员。
与政治和政党的关系密切
Erskine Bowles 代表金融、技术和 IT 产业与政治和民主党的联系。这些联系确实表明了政治行政部门的行为者与私营企业的共同利益。
从欧洲公共和政治传统的角度来看，在所提及的有利可图的业务背景下的这种政治参与是有问题的。从民权和隐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机构、秘密情报部门和社交网络（即通信基础设施）之间强有力的制度联系只能是批判性的。
这些例子表明精英是如何与政治机构合并以集中力量的。但是，我们提醒读者，这种现象通常不会被视为错误，尤其是在美国，因为所有这些人公开谈论这些“成就”是非常积极的 —— 是的，中国也一样，这些“精英”以攀权附势为荣而不是为耻。与此同时，在其他工业部门和其他国家机构之间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联系。如果没有这些攀权附势的能力，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实现如今的全球霸权是不可能的。
谷歌对 Facebook 的亲吻
正如将在本文中进一步看到的那样，在为 Facebook 工作的转职专业人员中，谷歌的前雇员人数最多。
关于 Facebook 的管理阶层，我们可以看到图上的谷歌节点显示为很重要（位于中心位置、扎克伯格上方），因为它连接了几个重要的角色。
来自阿联酋的 Shant Oknayan 负责电子商务、零售、在线服务和媒体，在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然而，他也来自谷歌的类似职位；搜索引擎部门主管 Tom Stocky 曾担任 Google 产品管理总监；David Fischer 和之前提到的 Sheryl Sandberg 曾经是谷歌全球在线销售和运营的副总裁。
当微软或苹果在这张地图上露脸时，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根据图表，如果管理层地位较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拥有为该领域的一些顶级公司工作的经验。这一事实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新知识劳工贵族的更高阶层已经被界定，并且下等阶层是爬不到这个位置的。
管理层纽带和教育经历
中国人大多能有这样的经验，即 同一所名校和相关教育经历的人成为领导人后将意味着能从这些历史关系中推测政策模式和仕途前景。事实上美国也一样。
下图基于同一组数据，但以冲积图的形式显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Facebook 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之间基于教育背景的深层联系。（点开大图）
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 的高管不仅来自常春藤盟校。他们的确主要来自排名最高的美国或排名最高的世界大学 —— 他们大多数都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现在所处位置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有可能谈论社会流动性，因为公司的崛起与教育背景之间缺乏联系。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 Jan Koum，他可以被视为一名来自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局外人，但纽带图表明，他在雅虎和 Ernest&Young 的经历符合 Facebook 平均董事会成员的形象 —— 并且在他自己的项目 WhatsApp 中曾经表现为仁慈的（显然，像 Koum 这样的人因为教育背景而不在董事会，但是由于他们带给 Facebook 的东西 —— 在这种情况下，是 WhatsApp 技术及其所有用户数据。但同样清楚的是，他和他们拥有的技能与社区的其他人相似）
在金字塔内：较低知识阶层跻入贵族阶层的冒险之旅
如上所述，为了更多地了解 Facebook 员工，我们使用了来自 LinkedIn 网络的可公开访问数据。使用了 Littlefork 的改版，刮取了1000 个人的简介，这些简介说明了他们在 Facebook 或他们为 Facebook 工作的专业活动。我们认为这些数据仅在一定程度上有用，因为无法检查其完整的准确性。根据 10-K，2015 年 Facebook 员工总数为 12,691。
我们认为，出于道德原因和社会责任，Facebook 应该在其员工和管理层结构中代表其全球市场的性别、文化和种族，而不仅仅是美国市场。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Facebook 仅仅代表了美国政治、美国社会、和美国经济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看到下图的PDF版）
上图显示了 Facebook 员工的专业和教育背景（不包括经理和高管）。它应该从上到下阅读，这样：顶部显示的是受雇人员所在的国家，而以下类别显示了他们在 LinkedIn 传记中所述的大学经历。再下面，可以看到他们在加入 Facebook 之前的工作岗位。这些员工中大部分人来自美国。换句话说，只有极少数的 FB 员工在毕业后立即开始为 Facebook 工作，这些极少部分人是来自美国以外的教育机构。
加入 Facebook 后，一些员工被重新安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留在美国或移居美国。然而，在美国工作或搬到那里的人数远远超过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 Facebook 员工人数。
拥有大数量 Facebook 员工的第二名国家是英国，其次是印度和爱尔兰。印度、爱尔兰和新加坡的员工人数大致相同。
名单上的再下一批国家是日本、罗马尼亚、巴西和阿联酋，但这些国家的员工人数过少，与前面提到的几个国家无法相提并论。
当我们谈论城市中心时，为 Facebook 工作的人数最多的是在旧金山地区。然而，对 Facebook 而言，第二大城市并非在美国，而是在英国 - 伦敦。我们看到了诸如生活地点等细节个人信息的数据不一致和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确认数据集问题的一个事实是，在城市关键字上我们也发现了新加坡或爱尔兰等国家的城市，出于同样的原因 - 人员太少，我们认为美国其他一些城市因此没有必要列入此列表。
对于专业活动领域，绝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帐户中阐述了他们是软件工程师。以下的其他领域分别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服务、人员配置和招聘、市场营销和广告。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并且可以重新组合以构建更大的字段，因为它们中至少有一些相同的活动。
在此图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 LinkedIn 个人资料中列出的职位列表。最大的一组预期是软件工程师。最后，陈述了一些较小的专业（例如工程经理、研究科学家、产品经理等），这些专业也可以在更大的领域被重新组合，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被添加到最大的组中。
我们不怀疑数据对最大群体的有效性，并认为招聘对公司来说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合理的。不过请注意，我们可以从这些比例中得出结论，选择过程是公司工作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促进内部价值），工程领域是对公司最有价值的（促进产品）。在阅读以下章节时，应牢记这些关系。
在 Facebook 的职位：教育档案和分配
以下的关系图和表格数据基于相同的数据库（1000 Linkedin 帐户），但结合了有关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数据。它们展示了具体职位和管理层成员的体制和教育背景。（在这里看到 PDF 版）
节点的种类定义（见左上角）：白色圆圈标记公司地位，黄色圆圈标记董事会成员和一级执行官，大学用矩形标记。
在图表的中间，我们看到围绕软件工程师职位的人和机构高度凝聚，很多参与者都与此有关。但是，在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工程经理通常来自七所大学。Facebook 的领先工程经理 Colin Stretch 就在其中一所大学学习：达特茅斯学院。另一方面，哈佛大学吸引最多的高管也不足为奇：在图表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高管都是如此：Elliot Schrage，Diego Dzodan，Lori Goler，Sheryl Sandberg，Carolyn Everson，以及 Dan Rose。特别有趣的是，这里连接的关键职业是企业营销编辑。
著名的哈佛大学辍学者马克·扎克伯格自己与这所学校没有直接联系，但还在学习。在右上角，来自不同领域的几位执行官之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联系，例如产品工程和数字营销中的高管招聘。
有趣的是，生产工程师总是以某种方式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联系，无论他们来自哪所大学。参加社区活动的人也是如此。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的执行官包括 Rebecca van Dyck，Shant Oknayan 和 Tom Stocky。最多的董事会成员集中在这张图的中下部分。他们都与斯坦福大学有联系，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学习。看下面的图：（大图在这里）
以上两个图能更准确地展示哪些职称和职业与哪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在左侧的表格中，您可以看到根据 Facebook 员工数量排名的大学列表。
领导层和周边
关于任人唯亲。
下图显示了董事会成员以及从特定公司到 Facebook 的大量员工之前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确认董事会成员将他们的同事带到新工作的趋势，或者至少支持他们自己与之相关的公司之间的这种迁移趋势，就能得出更有意思的观察。
正如你已经想到的那样，最多的专业人士来自 Google，微软，亚马逊，雅虎，eBay 和 Apple 等公司。但是，谷歌和 Facebook 之间的关系相比其他公司存在显著的差异。它明显更紧密。
该图已经明确显示了这种竞争中的合作。根据这些公司之间流动的人数百分比以及相同员工的职位和专业背景，该图表足够揭示这些实体之间知识和技术交换的程度。
这种系统性关系也可以被视为垄断的构建，通过垄断手段摧毁“工业生态系统”。如果竞争公司分享知识库、专家和董事会，那么就很难相信这其中存在什么真正的竞争。当然，我们使用的公共数据只能表明问题的可能性，此处依旧需要更多内部举报人。
劳动力的迁移：汇聚和贫瘠
以上已经描述了全球 Facebook 员工之间的一些调遣过程。在人员迁移图表中，可以看到基于 LinkedIn 的1000个评估概况所能显示的当前国家（水平，上方）和求学的国家（垂直，左侧）之间的关系。
通过比较这两个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正在求学的国家以及他或她在学习之后的去向。大多数员工都附属于美国，在灰色泡泡标记的中央交叉点可见。此外，在学习之后，绝大多数人去了美国，在同一个点上可以看到。大多数在学业后离开美国的人都去了英国、印度或新加坡的 Facebook 工作。所有这些地方都以 FB 办公室而闻名。
该图表显示，Facebook 作为雇主主要是从美国大学招募人员。这意味着，尽管在全球范围内霸权，但这家公司并不认为有必要代表其用户结构在世界各地招聘。如前所述，美国教育的主导地位在中央管理层中也非常明显。我们可以推测人力资源和招聘官员是否有一个关注美国教育系统人员的政策（不一定是官方的或书面形式的，就像中国那样，属于潜规则）。
您还可以以地图的形式可视化相同的数据，其中雇员的当前位置和求学国家由深灰色表示。
肌理的意义
⚠️ 勾画出像 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的社会结构，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不仅为了理解全球互联网现象对社会、地方和全球经济以及公民自由的影响，还能更好地了解高端技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如何与资本和政治权力的积累交织在一起。
即使世界正处于全球后发展的阶段，公司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深刻内涵和社会精英/建立一个社会/国家是使公司足够强大以实现全球化的原因 —— 而不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通过世界各地精英的合作。
用金字塔或利维坦来形容就很方便了，因为许多社会等级和面孔构成了一个中心人物，权力的中心。同时，正如本调查所显示的那样，网络的真正结构还包括公司更高层次中特定人员的个人社交网络。如果除去利润不做考虑的话，这就是将整个结构保持在一起并且不受任何政治制度变化所影响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由许多结构组成的相对复杂的网络，其动力由特定参与者的利益所驱动。这种规模的公司一直在影响、组织和决定精英的生活、全球经济、“小人物”或“普通用户”的日常生活。
重要的是要精确地描述网络的哪些部分以及哪些部分与哪些参与者相关联。一旦我们理解了大公司与政治的深层交织，就更容易认识和阐明这些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支持。
本文仅仅以 Facebook 为例，仅仅基于开源数据，没有任何对内部举报人的依赖、没有任何黑客行为，已经足够揭示一个利维坦的内幕。希望这一开源调查思路演示能帮助中国的积极人士展开对权力关系的深度挖掘（我们对宫廷八卦和小道消息毫无兴趣）任何时候，拿出数据为证，将无人能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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