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份，一位维权人士 Gul Bukhari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尸体的照片，似乎有酷刑的痕迹，但当地警方辩称是自然死亡。同时，Twitter改变了这位发布者账号的可见度设置。她的跟随者抱怨看不到她的帖子。Twitter 告诉她，她的帐户已被举报，但没有告诉她是什么人举报的。
她被允许将自己的设置恢复正常，同时 twitter 发出警告，如果她继续推送“敏感图像”，将无法再重置。她能继续使用推特，却不得不自我审查。
在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主流媒体经常施加压力以避免某些麻烦，像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被激进活动家视为反击的工具。然而，数字权利活动家抱怨说，由于政府或其他试图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者利用社交媒体的政策（包括举报机制）来屏蔽他们不喜欢的内容，上述途径上的空间正在缩小。
周二，一位年轻的活跃人士 Manzoor Pashteen 的 Twitter 账号被暂时封锁，他似乎因为反军事言论而面临禁言。
尽管大多数社交媒体网站发布的指南似乎清楚表明了哪些内容是不可接受的，但在 Gul Bukhari 案例中，这些描述显然模糊不清，一个尸体的图像带有酷刑迹象，可能属于Twitter的图形内容禁止范围，但发布者显然是希望指出可能性的侵犯人权行为。
激进活动家抱怨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规定给了审查政治异议或合法言论以极大的空间。
此外，政府还可以根据当地法律要求这些平台删除内容。例如，Facebook 最新的透明度报告显示，2017年1月至6月期间，根据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限制了177 项内容，比前六个月多 6 项。
“根据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法律要求，我们限制访问被指违反当地法律的亵渎和谴责国家独立的内容，”Facebook在报告中称。
活动人士称，政府已经将诸如“伊斯兰的光荣或巴基斯坦的完整，安全或防卫”等含糊不清的术语引入到 2016 年通过的有争议的网络犯罪法中，然后用它来审查批评或政治异议。
“问题在于 PTA（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以及社交媒体平台都没有披露阻止用户或某些内容的原因。这是非常不透明的“，位于首都伊斯兰堡的数字版权组织 Bytes for All 的 Haroon Baloch 说。他的小组使用数字工具密切监视社交媒体。当他们认为合法的言论遭到审查时，他们会写信给平台，有时能得到恢复。 “他们确实伤害了维权人士，”他说。
2016年，在巴基斯坦被禁止了数年的 Google 再次开放了它的 YouTube，当时它提供了巴基斯坦特定版本的服务，删除了被政府认为是“亵渎”的内容。
数字宣传组织 Bolo Bhi 的主管 Farieha Aziz 反对裁剪内容：“外国平台通过限制内容，保持整个网站不会被某些国家封锁，但这种行为与我们的企业媒体的审查和自我审查同样性质，只为了让平台在该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编者按：中国在多年前就曾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举报机制，发动水军袭击政府不喜欢的内容的发布者，也曾在 Facebook 利用举报功能多次成功移除过政治异议的言论。twitter 和 Facebook 在中国均被封锁，但并不影响亲政府的中国网络水军和机器人对使用加密技术访问上述平台的中国异议人士发起攻击。本网早在四年前就揭露过这一事件，详见“推特水军的布局”。
上述平台上中文内容的被删除力度虽然不是很大（与 GFW 内相比），原因与封锁有关，也与当局呼叫再三的 VPN 管制有关，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些被封锁平台上的异议内容尚不足以对政权形成冲击，但审查和监视途径长期存在，是否利用这些途径将取决于政权是否需求。
与巴基斯坦不同的是，中国的审查需求较少有持续的所谓原则，大多情况下是根据带有强烈时效性的敏感点阶段性形成的审查重点，比如朝鲜，平时不是审查重点，但在出现重大新闻的时段（金正男遇刺、金正恩访问北京等）就会成为被屏蔽的关键字，这反而令整体更加模糊。但也存在长期的所谓敏感，比如试图撼动政权的有效的努力和动员，但这种状况极少，几乎被大众的自我审查率先割除了。
Facebook、twitter、Google 一直都在努力重新进入中国市场，Google 能给巴基斯坦设置“特定版”，也同样可以对中国如此处理。北京方面是希望这些公司进入中国的，他们甚至已经宣称给予减税等优惠政策。
是时候摆脱“不是中国就是美国”这一陷阱了，所有专有软件巨头都是实施审查监视的老大哥，性质上并无区别。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互联网人都应该支持开源软件、区块链社交媒体，抵制审查和垄断，捍卫言论自由，数字极权必须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