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一本书，关于情报分析技术解读的。没学到什么东西，如今回想起来大部分印象围绕着“怎么像是个营销部经理写的呢？”里面充满了产品、客户满意度等词汇，而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方面的论述。读过这篇报道后才明白，商业语话就是情报部门掩饰其威胁性本质的迷彩。回去找了一下那本书，果然，作者是情报局资深分析师……
同样是来自“内部”的推动力量，然而前一个失败了，而后一个成功了；前一个默默无闻，后一个轰动了全球。
这篇文章引起的思考是深远的。关于为什么写文章抨击弊端无法推动变革？当改革已不再可行时，要靠什么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技术、智慧和勇气。
国家安全局在一份内部通讯中发表了 Rahe Clancy 的一系列文章，这是一些对该机构已经成为了什么的谴责、以及他对这里的窃听者感到何等失望的文章。并不是 Clancy 不喜欢对公民或其他政府进行间谍活动 —— 他支持信号情报的收集 —— 但他觉得国家安全局已经在窃听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他在这里工作了 30 年，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 SIGINT Curmudgeon（信号情报倔老头/讨厌的吝啬鬼）。”2005 年，他发布了他正在撰写的新闻简报 SIDtoday 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该机构的核心，信号情报局。
Clancy 写道，他特别担心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未来被理解为彻头彻尾的“大规模收集”，NSA 拦截和下载各种传输，包括地球传输和卫星传输。“我确信”，这已经是一个垂死的职业领域，国家安全局管理层正在通过忽视这些关键问题来加速其消亡”。
Clancy 正在为一群与众不同的读者写作 -——为 NSA 工作的成千上万的窃听者、黑客和情报分析师。他在 SIDtoday 上的文章发布在一个保密的内部网络上，由举报人 Edward Snowden 提供给 The Intercept。
Clancy 有个很透彻的分析：国家安全局像一个公司，而不是一个间谍机构。它强调的是经理、客户、产品和客户满意度。领导层与员工之间存在巨大的薪酬与福利差距。语话令人发狂，每天都有“范式”，“协同作用”，“企业”和“团队合作”等等。这一切都让他疯狂 - 仅从字面上看就是这样。某天，一次办公室故障让他与老板发生了激烈的分歧。他考虑提前退休，但不得不坚持下去，因为他需要全额养老金。
他在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不觉得密码学情报局的运作方式与运营一个公司在表面上有什么相似之处。” “如果我们有一个产品可以销售，并且竞争销售该产品，我很乐意接受 NSA 的企业模式。但我们完全没有竞争。“
Clancy 在 2006 年退休时发表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出人意料。标题为“ The SIGINT Curmudgeon 的最后一击！“。SIDtoday 的编辑表示，他们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反馈”，并发布了一份样本。“完全正确！”一位职员写道。“太多人认为'提前下手'比完成任务更重要！”另一位窃听者说：“精彩而且重要的文章。他们在炒作和毫无意义的废话上浪费太多了。“一位退伍很久的前军人补充说，”我经常哀悼自己 1982 年加入的那个国家安全局。如果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请给我发一张地图，我要去找它。“
随着他的“最后一击”，这个信号情报的痴迷者变成了英雄。
作为小报的风格，SIDtoday 从该机构的员工队伍中抽出了一堆专栏作家。有一个专栏是“ SIGINT Philosopher ”撰写了关于监控的道德问题的文章; 有一个名为“ Ask Zelda！” 的专栏，类似于“亲爱的 Abby”，主题是间谍; 还有一个叫“ 信号与噪音 ”的专栏，探讨了数据收集的复杂性 ……作为 “SIGINT Curmudgeon” 的写手，Clancy 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窃听机构的内部语话进行了批评。他以自己天马行空的方式成为了现代*监控文化*的业余人类学家。
退休后的 Clancy 继续着他那种方式，在与记者交谈时有点脾气暴躁。但他最终还是在电子邮件的交流中讨论了他对该机构的批评：“我为保护机密信息而采取的众多誓言和宪法宣誓对我来说仍然非常真实，”他告诉 The Intercept。“如果这导致我'过于谨慎'了，那随便你。”
我几年前开始尝试联系 Clancy，当时我获得了他妻子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2015 年，我第一次与她交谈，她说国家安全局告诉她的丈夫不要跟记者说话。下一次我与她交谈时是7月初，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她给了我 Clancy 的电话号码。我在几天内留下了几个语音邮件，然后又给他的妻子发了电子邮件; 都没有回应。然而，大约一个星期后，Clancy 给我发了电子邮件。他写道：“为无视你长期沟通的尝试而道歉”。“我并不急于讨论任何泄露的文件，也不急于公开我的名字。我还没有因此感到兴奋！“
我发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他回答了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他是一个狂热的读者 - 他喜欢的类型包括另类历史、西部片、战争小说、历史小说、埃及学和科幻，特别是太空歌剧（科幻文学中一种特定的类型）。他的家庭图书馆足有 1000 本书，数字馆藏有 500 本。他不认为自己是作家。“我为工作写作，有时为了好玩而已，”他说。“如果我在这个领域有任何才能，那是因为有敬业的老师和一所人非常少的高中，9 - 12 年级的学生从未超过 100名。“
几分钟的谷歌帮助填补了关于他的高中生活和 Clancy 传记中其他部分的空白。他属于那种社会中坚力量。出生于1948年，他的父亲是北达科他州的农民和二战老兵，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服役。他在布法罗的一个小镇长大，从当地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大福克斯的北达科他大学。一年后就离开校园了，越南战争期间显然服役于军事情报部门。但他只持续了三年 - 他在一篇文章中承认“我从来没有很好地掌握权威，尤其是军事类型的权威。”回到北达科他州并于1974年结婚后，他在英国与国防部一起从事民事工作; 这也是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职业生涯的开始，是在国防部的支持下。他的三个孩子出生在英格兰，1990年他们搬回美国，定居在马里兰州，离美国国家安全局米德堡总部不远。
和国家安全局的其他所有人一样，Clancy 的工作也被机密了。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一点，参考“20年的 FORNSAT 经验和10年的 HF 收集经验。”他对 FORNSAT 的提及中表明了卫星收集工作，其中涉及将卫星数据流定向到地球上的接收器。他对“HF”的提及似乎意味着收集“ 高频 ”无线电信号，这是 NSA 窃听行动的传统支柱。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Clancy 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行动中心担任高级数据收集官长达17个月，他参与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诸多著名事件。这是他喜欢的工作。
他在 SIDtoday 写道： “我支持阿富汗军事行动，伊拉克军事行动，无数 CSAR（战斗搜索和救援）任务，飞机失事，人质事件以及无数其他任务。” “我帮助跟踪基地组织成员，塔利班成员，前伊拉克政权成员，以及向被禁国家运送武器的飞机和船只……他们去伊拉克的那天晚上我值班，我回家后感到烦躁不安，但有一种成就感……“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 Clancy 最不同寻常的经历并不是那些战争，而是，他目睹了NSA的恶化。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Clancy 刚开始工作时，国家安全局主要侧重于拦截外国政府和军队的数字信息。当然，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并参与其在法律上可疑的间谍活动，但至少那时它还不是如今这种极具争议的恐怖的庞然大物。
20 世纪 90 年代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国家安全局工作的范围。随着世界通信扩展到数字领域，国家安全局扩大了对卫星、电话线和电报电缆的窃听范围，以包括政府，非国家行为者和普通人使用的新的在线通信基础设施。9/11 之后，国家安全局在巨大的冲击中承担了“新的职责”也采取了新的资源，进行了大量的窃听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明显违宪。
截至 2013 年，由于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可获得的最近一年的统计数据指出：国家安全局的预算为108 亿美元。它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采用了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让 Clancy 和很多其他员工感到懊恼。斯诺登泄露的档案包含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使用一种似乎模仿企业公司通信的语言来推动工商学管理国家安全局的方法。例如，一篇 SIDtoday 文章名为“客户记分卡”，其中第一段是这样的：
客户关系理事会 2004 年的关键举措之一是更新和改进了信号情报局（SID）的“客户支持计划（CSP）‘。一切关乎客户的反馈。为了获得这种反馈，CRD 开始了一个名为“客户记分卡”的试点计划。该记分卡将用于确定信号情报局如何满足其客户的产品和服务需求。
无论是否有意，美国国家安全局都在用公司术语夸大其事关生死的行动，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语义层面的绝缘，使他们远离所做工作的致命性质。毕竟，他们的“客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客户 —— 而是军队，情报系统，白宫，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类似地，NSA 的“产品”与大多数公司生产的产品也完全不同，它们是情报报告，其中包括用于定位人员进行无人机暗杀并在国外寻找攻击目标的电子监视。
简称，拿人命当生意做了。
另一份题为“让客户为每个员工的工作做出反馈”的 SIDtoday 文件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玩意，通过企业资料的汇集混淆其致命的行动。文件指出，“我们今天的愿景是在合适的时间 - 在他们的信息空间内 - 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信息 - 完全专注于客户才是成功结果。”它说：
为此，我们正在采用流程和技术，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通过 SIGINT 企业提供客户信息需求、客户反馈、观察到的客户行为和偏好、直接的客户投诉及其解决方案的预期结果。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们一直在持续开发这项技术的业务流程，现在我们已准备好了对这项技术进行原型设计，从而引导我们对客户反馈和行为进行趋势分析。我们希望这可以改善一对一的客户关系，获得更全面的客户受益……
Clancy 对这种语言感到困惑。
“'行话'的诱惑非常强烈，”他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这种表达方式让任何人听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几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由几位非技术人员组成的会议，他们也是工作人员，是人力资源那类，他们说，“‘公司论’讲座让人根本不知道领导们在说什么。我不是傻瓜，可我完全无法理解那套话。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意思是，我明白关于：'杠杆'，'范式'，'协同作用'，'企业'，'扩展企业'，'团队合作'，'公司性'等等这些词汇究竟是什么意思，但这些词完全无法与我所理解的情报机构的工作方式联系在一起。“
为了回应 Clancy 的专栏，SIDtoday 的编辑发表了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的九条评论。最后的评论总结了最普通的反应：“我笑了，哭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机构谈论那些所谓的独特产品，好像它是最好的清洁剂……我们已经忘记了作为一个政府机构，我们不是在“为了营利”而业务......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情报。诸如“可操作性”之类的口号或像“前瞻性与 SIGINT 一样重要”等口号，并不代表任何东西。“
The Intercept 联系美国国家安全局，但他们拒绝就该机构过于公司化的指控发表评论。
Clancy 仍然住在马里兰州，退休后在 PetSmart 担任了一段时间训狗师。他和他的妻子抚养西伯利亚哈士奇犬的小型阿拉斯加克莱凯斯。“为了爱我们的狗，每年大约有两窝，”他写道。“我们的狗是就我们的家人。”他有一个 Facebook 页面，他发布了小狗的照片和视频，确实非常可爱。他偶尔会带他们去当地的星巴克。
他的一些 Facebook 帖子很有意思。去年他发布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着“尽管没有大脑，但水母已经存活了 6.5 亿年的事实给许多人类带来了希望。”他还分享了一则视频，开头就是：“只是因为你去了大学并不会让你比任何人更聪明。......没有哪个学位赋予常识。“
他与国家安全局的分手有着悄然胜利的标志。在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我问他是否知道他最后的一篇 SIDtoday 文章在该机构内引起了多么强烈和积极的回应。他并没有直接回复，但他这样写道，“现在的员工已经找到了我，他们知道我是谁，只是想握握手，所以我知道至少有些人还记得我。”
Clancy 不是斯诺登或切尔西曼宁那样的人，他们通过泄漏大量的机密文件给公众以提出批评的机会，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够激发人们对秘密政府滥用权力的更多认识。那么 Clancy 是否认为政府应该遏制其 9/11 之后的大规模间谍活动？国家安全局工作中最具争议的一个方面是，在努力吸取外国人的全球通信时，还收集了大量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短信和电话记录。虽然保守派倾向于支持国家安全局的监视，但该机构间谍行为的范围引起了参议员兰德保罗等自由主义立法者的严厉批评。
我问 Clancy 关于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的个人政治观点与我的工作表现无关，我在政治上很保守，并认为治理应该尽可能地贴近人民。隐私必须得到保护，但我们的情报收集能力也必须得到保护。“
他的目标也显然是保守的：他试图从内部煽动静悄悄的变革。“我写这些文章不仅是为了表达我对机构状态的个人关注（和挫折感），而是让人们说话和思考，”他告诉我。“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大家的思想转动起来“。
我想要了解他准备鼓励的改革的一些细节，但他在回避更多的解释。无论如何，他似乎并不相信保守的异议能达成什么目标。正如他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影响了机构中的老人，我会感到惊喜的。”◾️
编者按：这篇文章讲到了情报机构的诸多关键问题中的一个，即 前国安局局长 Keith Alexander 臭名昭著的口头禅 “别管法律，做好你的工作”。由于情报机构的客户是政权，唯客户至上的管理让他们变成了当权者的打手。但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通过“静悄悄的”改革而获得改观的，就如这篇报道中所暗示的那样，它只能被拆除。
最年来解散国家安全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已经有多个州成功地驱逐了国家安全局的据点。这是在斯诺登揭露后又花了五年时间才达成的一点进步。
自 1952 年成立以来，国安局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首先就是信号情报（SIGINT）拦截属于被华盛顿认为是美国敌人的通信；其次是通信安全（COMSEC）保护美国军事和政府部门不被他人拦截。因为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通信系统，军事人员和平民也使用不同的通信系统，当时这两大使命是互补的。但是，那只是当时，如今这两个使命完全矛盾。
或许法律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监控是合法的，但是技术才能确定什么样的方法是可行的。互联网告诉你的第一件事就是，技术无国界，信息无国界，安全的权利全球共享。
如今国安局已经无法做到在削弱敌人的同时保护自己的网络。情报机构用于相互监视的技术漏洞，也同样被犯罪分子用来窃取财务密码、发送勒索软件。著名的 WannaCry 只是所有案例之一，更著名的还有震网病毒，几乎所有互联网人都应该记得，还有破解密码软件 Elcomsoft，数据包注入（packer injection）等等太多最终变为伤害的间谍工具，全是美国开发的。美国政府希望不受限制地监控公民的愿望，直接打乱了互联网的运作方式。
这根本无法避免。因为全球人使用着同样的产品、技术、协议和标准，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它变成更容易被每个人监视他人所用，要么使其变成更难以被任何人监视他人所用。注意是任何人，情报机构当然在其中。
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助理总检察长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Jack L.Goldsmith 撰文明确过这点：“每一个攻击性武器的开发都会成为我们防守的弱点，反之亦然”。
比如美国《通信协助执法法案 CALEA》要求电话交换机启用窃听功能。即便美国人都允许警方拥有这些能力，假设所有人都信任警察不会滥用权力，但是这些电话交换机是销往全球的。2004～2005年期间，希腊政府部门中有一百多成员的手机遭到窃听，包括总理和国防部长、外交、司法部门全在内，还有希腊著名的公民。为什么？因为瑞典电信供应商爱立信在沃达丰产品中设置了窃听功能，虽然只在政府的要求下才运转。但是，希腊政府显然不是那些恰好能指挥窃听的政府，于是它就变成了被窃听对象 —— 只要这些功能存在，任何有技术的人都能开启它，并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这就是本时代赋予我们所有人的选择：要么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能力，要么没有任何人能得到。绝无其他选项。
美国过家家安全局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它是全球民主的问题。美国有着令人钦佩的强大技术能力，但如果它用不对地方的话，就会成为全球专制政府和犯罪分子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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