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和痛苦的清算，近三十年也没能完成。变革也许能在一夜之间达成，但噩梦不会在短时间内醒来。追责可能会遭遇层层阻碍，但让年轻人知情，也许能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带来一点希望
二十七年前，即 1991 年2月，Gentiana Sula 站在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中间，他们在首都地拉那的中心广场推翻了该国独裁者 Enver Hoxha 的法令。
20世纪90年代初，Sula 参加了那场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希望结束 Hoxha 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对该国施加的长达45年的隔离 - 抗议活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示威和共产党政权的崩溃。
但是，尽管阿尔巴尼亚在近三十年前就打破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处理过去虐待问题的过程至今仍处于初步阶段。
Sula 现在管理着阿尔巴尼亚信息获取管理局，这是一家成立于 2016 年的国家机构，负责收集臭名昭著的共产党时代的“Sigurimi 特勤局”档案，解密信息并提供给政权受害者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可以访问与他们自己有关的文件。
“我们需要花时间了解真相，”Sula 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虐待系统中。
“我的女儿也问我，'妈妈，值得这么深入吗？'，我告诉她我们需要知道发生过什么”。
该管理局是在阿尔巴尼亚议会于 2015 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律，以开放共产党时代的秘密警察档案后成立的。管理局还有权对政党官员和公职人员进行检查，看看他们在此期间是否是警察的帮凶。
截至去年9月，该管理局已回应了 600 多项请求。
“我们是提供信息访问权的组织。但我们注意到的是，仍然会存在恐惧。Sula 解释说，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或与受害者相关，人们会感到焦虑，因为他们不知道会[从这些档案里]发现什么。
近五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一直在受到监视。距 Sula 的办公室仅几公里的地方就是前共产党领导人 Hoxha 的故居，他领导了一个残酷的政权，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直到今天为止大约有 4,000 人仍被列为失踪者，包括 Sula 的祖父。
Hoxha 的别墅现在已被遗弃，位于 Blloku 区，在他的统治时期此处由士兵和 Sigurimi 特勤部门的特工守卫，只允许顶级党员居住在周围。
今天，Blloku 是咖啡馆、现代商店和酒吧的所在地，象征着地拉那的新形象，但在此之前它是 Hoxha 极权主义国家的象征，其封闭的边界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在他的独裁统治下，约有18,000 人因政治原因被监禁; 约有 6000 人被处决。
Hoxha 控制阿尔巴尼亚人生活的主要机制是 Sigurimi 这个间谍机构及其大规模监视网络。Sigurimi 在阿尔巴尼亚有大约 15,000 名合作者，其中有 1,000 名特工和 11,000 名线人—— 这个比例值得深思。该机构的间谍在地拉那遍地都是 - 酒店、大使馆、邮局甚至杂货铺。
最近，著名的阿尔巴尼亚建筑师和画家 Maks Velo 发现，自己的朋友和亲戚也作为告密者参与其中。他的好朋友、也是另一位画家，就是当局的线人。
“我很震惊地得知他甚至向 Sigurimi 报告了我们之间关于毕加索的谈话。如果没有档案解密，我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由于这样的谈话而遭到监禁，“他说。
在 Hohxa 掌权时代主要工作是设计酒店、学校和公园的 Velo，在 1978 年被共产党官员指责表达“现代倾向” 而被判入狱。
他被指控“对现代性进行煽动和宣传”，而被判处十年徒刑和苦役！Velo 于 1986 年获释，然后被迫在一家工厂工作，直到共产主义垮台。
本月，该管理局向他提供了一份长达 250 页的文件夹，其中就包含了 Sigurimi 对他的监视记录文件。
“我身边的熟人中大约有20个人都是当局的线人，那个建筑师朋友不仅彻底破坏了我的生活，也破坏了我家人的生活。更令我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都没有来找我说：“我很抱歉，” 他说。
秘密监视博物馆
虽然大多数档案仍然没有被公开，只有被隐蔽监视的目标及其家属可以看到，但当局近年来决定将共产党时代的最臭名昭著的地点作为地标，并在那里提供了一些档案 —— 比如前 Sigurimi 总部。
这座名为 House of Leaves 的建筑现在设有“秘密监视博物馆”，该博物馆为纪念极权主义政权的受害者而建立，并展示了 Sigurimi 数十年来使用的残酷战略。
“这个博物馆致力于那些在共产党政权期间被监视、逮捕、起诉、定罪和处决的无辜人民，”博物馆的一个标志牌上写道。
它的收藏包括特工使用的监视设备 - 收音机、电话和放在衣服、箱子和壁橱里的特殊“虫子”- 实际上是监听器。Sigurimi 的代理人则被称为“活麦克风”，因为他们会随时随地携带“虫子”，从杂货店到邮局、酒店和大使馆，都能获取情报。
该博物馆还展示了该政权的敌人 - 也就是任何在阿尔巴尼亚反对共产党议程的人。
秘密监视博物馆正试图编制一份在共产党统治的 50 年期间被杀和被起诉的人的名单。
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许多人认为，政府目前正在做的所有努力都来得太晚了，而且并不真诚。
共产主义犯罪研究所历史学家兼副主任 Celo Hoxha 表示，尽管 2015 年立法启用了秘密服务档案的开放工作，但还远远不够。
他说：“法律只对那些受到迫害的人和其家庭有利，因为他们是唯一可以看到文件的人，而不是普通大众。” 正如中国读者所能体会到的，一个糟糕的政权统治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而非仅仅入狱和服刑的人。
他的研究所一直位于阿尔巴尼亚努力处理共产党遗留问题的前列，他主张采用清洁立法，主张文件全面公开将会“对整个社会来说更有意义”。
该研究所建议参与 Sigurimi 的所有人从其官方职位上撤职并接受审判，也就是清算。这个想法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存在，但是从未制定过法律。
Celo 争辩说，尽管共产党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拆除，但与 Sigurmi 一起工作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留在国家机构内部，阻止该国向前推进，由于他们的存在而难以对过去的罪行追究责任。
只有少数人因共产党时代的罪行受到审判，但大多数人在服完部分刑期后就被释放了。
由于似乎没有官方准备成功起诉，Celo 的研究所正专注于登记该政权的受害者，尽管它没有放弃努力实现清算。
然而，纪念共产党政权下的受害者的机构能力和资源都有限。由于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工作面临着各种问题，目击者陆续死去，而许多受害者是独裁政权晚期的受害者，由于经历时间较短不足以得到承认或赔偿。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大部分仍然没有取消标记，而许多家庭仍在搜寻失踪的亲人。
许多人希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无法获得的新技术和 DNA 测试、以及最近在阿尔巴尼亚开展工作的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努力，将可以为此取得突破。
面对'丑陋的真相'
秘密文件管理局正在计划新的场所来保存收集的 Sigurimi 档案。但像 Hoxha 这样的历史学家警告说，有很多这些文件在很久以前就被政权毁掉了。
Celo 和 Sula 都希望与年轻人一起工作，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他们的组织举办了很多讲座，开办暑期学校，并为那些对过去的虐待知之甚少的年轻学生组织学习考察。
“这个社会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开放，” Sula 说，“我们必须得到真相，即使这需要很长时间，并且其过程会非常痛苦。”
画家朋友告诉 Velo 说，面对过去的真相的过程对年轻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很重要。
“一个年轻人应该明白，如果你做了错事，总有一天你会被追究责任。他们还需要了解共产党时代的苦难是真实的，并看到那个政权真正的犯罪证据“。
他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要求查看文件，然后公开 Sigurimi 的线人名字。
“我们的社会需要面对这个丑陋的事实。我们需要保持开放而不再隐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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